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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法骑士宣言
2008法骑士宣言

许多年前,厦门市法律人茶座在思明区法院的法官之家成立了,离而立之年还差几个月的我提出一个具有漫浪主义色彩的“法学游骑士行动宣言”:
公民,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你认同现代法治的基本价值并愿意致力于法治在中国社会的最终实现,那么,请举起你的剑,自封为骑士。以信仰和荣誉宣誓,愿为中国法治的伟大进程而做好每一件力所能及的事。
记得许多人笑嘻嘻地宣誓了。在铁观音的飘香中,在思想的撞击中,灵光和火花的不断闪现,一群法律人在脸红耳赤的争论中放飞着思想的翅膀,每一次终于有韩式1.5分彩全天计划人说:夜深了,该散了时。仍意犹未尽。
其实,我们也明白,这一切并不太真实,在一个物质至上的犬儒社会中,所谓茶座,只不过是一群法律人惨淡的现实中挤在一起取暖,回味一下当年法学院的慷慨与激昂而已。偶尔达到集体意淫的高潮,但很快会在办公室的碌碌中或在人潮的汹涌中消磨殆尽,那才是生活的真实。
终于星散,茶友们各奔东西。偶有人提议聚聚,却总是凑不齐人,或陪小孩练琴,或接待应酬,或加班写述廉材料。聚了,许多法律的话题却再也勾不起聊兴,不觉得中,话题就会转移到单位的新闻或人事的变动,实用主义越来越强了。
不能怪大家,因为大家原本就是凡夫俗子,肉眼凡胎,娘生爹养的,在一个物质飞速发展而人文精神却始终萎靡的社会生态中,激情和抱负原本就是奢侈品。
记得中学时在读鲁迅的作品中,有“我已经出离愤怒了。”的字句,老师解释说:出离愤怒,也就是超越了愤怒的程度而不再愤怒。始终无法理解。而当有一天,当越来越多关于社会不公或人性扭曲的事件被报道时,我发现,自己的痛感神经似乎越来越有受力,而受力扩张的终极,就是痛苦神经终于失去了感痛的功能,换词以言之:我终于能坦然面对世界所有的黑暗与苦难而麻木不仁了。
古时杨子临歧路而涕。当今世界,气象万千,最好的和最坏的交替进行,孙志刚死了,死于一群在强权面前同样是弱者的暴戾者手中,我们在恐惧中愤怒了:因为每个人离收容所仅有一步之遥,下一个也许就是你;收容遣散制度被废止了,我们欢呼雀跃,庆祝庶民的胜利;钟南山的手提电脑被歹徒给劫了,老人家怀念起收容制度的好处来,我们发现普法应该从院士抓起;公司法修订了,看上去挺美的,但不知股东代表诉讼这些洋玩意儿和中国国情能否相容;物权法已经五读了,但巩献田老先生还在不依不挠着进行着阻止战……

一切都在进行中,一切都有可能。

2007厦门PX,一个城市的名字

曾经有编辑约稿,要我以一个普通厦门市民的视角写一些关于2007年厦门PX事件观察的文字,考虑了许久,终婉言谢绝了,倒不是害怕或有所顾虑,而是一直在琢磨:在过去的半年中,在厦门这座我生活的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与法治进程,这是否意味着某一种开始?
2007岁末,《南方人物周刊》将年度人物赠予了“厦门市民”,而《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则是“厦门人”,前者似乎偏向于法学上的公民概念,而后者似乎更强调于一种文化上的城市认同。厦门,这座以气候和居民性情温和著称,曾被《新周刊》评为中国最温馨的南方滨海小城,再一次抢占了许多媒体的头版头条。
虽然官方并未明确新闻发布,但化工项目的有望迁建当然是一种多赢和相对圆满的结果,但南方报业集团的评奖理由,似乎远远地超越了结果本身。
“我们将‘年度人物’赠予厦门市民,首要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维权的勇气与自救的决心。”
“我们将‘年度人物’赠予厦门市民,因为他们在PX事件中表现出的科学理性以及适度的妥协,正是现代公民必备的精神气质。”
“我们将‘年度人物’赠予厦门市民,还因为此事中体现了精英与大众,官方与民间的良好互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探索了一条道路,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这一点在中国特色的政治语境中殊为不易。”
是的,在这过程中,无数的细节让人感动,在市民走上街头后,没有过激行为,市民和政府都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理性,队伍中在有人乱扔纸屑也被提醒。
另外一种感动是,在这过程当表达权与法治秩序发生冲突时,市民所表达出的成熟的理性。
而当一位公职人员被问及会不会走上街头时,他断然回答:不会。虽然作为一个市民他热爱自己的城市,作为一个居民他对这几年厦门空气质量的下降感到担忧,他也反对这个巨型化工项目的上马。但他认为,在一个法治国家中,秩序和规则必须得到尊重,正如许多国家规定警察不能罢工和上街游行一样。
在六月份,这位沉默的官员内心的痛苦达到了一个极点。他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开始写一些文章张贴在各大论坛上,文章的一切与那个敏感的项目无关,他描述的是厦门这座城市的种种细微的可爱之处,曾经湛蓝的天空;鼓浪屿夕阳的无限美丽;鸿山织雨的诗意和南普陀钟声的禅意。仲夏夜,海风入山,山风赶海,而人在山海之间,风风拂面;近处,山间蟋蟀声,远处,海涛拍石声,声声入耳;十多年中,这座城市以她的宽容记取了这位外乡少年生命中求学、恋爱和工作的种种。他注册的网名叫“因爱而勇敢”,而这种怀旧式的叙述,引起许多人的共鸣,那座记忆中如少女般清纯且婉约的城市似乎在一种叙述中又回来了。
当12月来临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公布,厦门市政府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时。许多公职人员也和普通市民一道表达了观点,他们认为:这时候,他们也是厦门市民的一分子,有权利表达权。
我也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当接线员问我反对的理由时,我说:我不想让自己和家人的肺,成为一个城市的空气净化器。需要更多理由么?不需要。
2007年12月11日晚上八时,厦门电视台二套厦视直播室现场直播随机摇号确定座谈会参会代表和候补代表的全过程。我们全家三代人聚集在电视机旁,目不转睛地看完整个过程,关心着009号钟小勇能否被抽中,这位曾经是检察官的自由撰稿人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内用自己的专栏和博客进行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战斗。
公开抽号的许多细节让我感动,抽号权交给了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或许,这也许是一种地球管理权代际传承的隐喻。比起成人世界中过多的利益角逐与博弈,孩子们观察世界的眼睛中有更多的圣洁。规则设置是如此精细和不厌其烦,一切为了程序的阳光和公正。
在抽号直播的一个多小时中,妻子暂停了洗碗,老妈放弃了肥皂剧,女儿则不看卡通,我离开了书房电脑,一家人静静地观看那简单重复枯燥的抽号过程。
在那一刻,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普通人家与这个城市血脉相连的心跳声。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近二十年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使得本地方言反而成为一种弱势语言,乡土学家们因为担心地方文化的迅速消亡而大声疾呼要市民们抽空学点闽南话。即便如此,女儿仍然成为我家族中第一个不会讲闽南话的人,虽然她非常强调她是个正宗的厦门人。这是一个多元兼容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你可以找到来自全国所有省份的人,找到最对你的胃口的家乡菜馆。
因此,“厦门人”只是一个边界模糊的集合概念,根本无法以出生地或户籍地来界定。你在这里,你认同一种价值,你喜欢这座城市,让她处在危机时你肯为她做些什么,即使有风险。这时候你才发现,飘泊过许多城市的你,内心中已经不自觉地把她当成你的城了,一个城市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名字在自己市民心中的分量。
2007年的厦门注定要载入史册,在法治社会的建构中,理性而正确表达的国民与开明纳言的政府同等重要。
公民是法治国最重要的基石。连岳在他的专栏中启迪着民智,用的是黄钟大吕棒喝式的语言;而厦门的另一群人却很少批判,他们只是在报纸上写一些小文章,这些渗透着人文精神的文字将生命的另一种美丽展示给了市民。对于国民精神的培育,鲁迅主张吃药而胡适主张喂饭,在现代公民的培育过程中,吃饭与喂药同等重要。
当一个城市肯将最好的地块用来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并有着充足的预算时,这个城市不仅有了名字,而且有了独立思考的灵魂。
2007年,当我们沉醉在大国崛起的梦想中时,一位外国友人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在中国能够向世界输出世界观之前,她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国。同样的话也可以用在厦门身上:一个城市如果的名字如同不被其市民认同并愿意捍卫,那这个城市在他的居民心中,只是飘泊的驿站而不是生命栖息的港湾。
2008年,我给一位朋友的贺年卡中写下如是字句:我热爱厦门这座城,所以甘愿冒被嫌怨的危险来成为她的牛虻。
未有法治国之前
2006年,我陪著名的老一辈法学家郭道晖先生及其夫人游鼓浪屿时。闲聊中问:您认为中国实现法治需要多少年?老人家答:五十年吧,从现在起算,不走弯路,不走回头路。
自从1840年国门被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之后,天朝大国的傲慢与自信原来是一种闭关锁国的无知,梦中醒来的国人寻找着自强复兴的道路,从器物上的“洋务运动”到建立共和的“制”变,革命的对象一直延伸到文化领域,可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们不无沮丧地发现:中国法治,仍然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想。
五十年,不走弯路,不走回头路。这是一个令所有法律人感到沮丧同时也感动责任重大的回答。在过去的百余年中,中华民族努力挣扎,却始终无法摆脱王朝兴替历史周期率的诅咒,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摸着石头就走上了老路,精疲力竭却发现总是在兜圈圈,是文化中黑洞的力量,还是路径依赖?
我又问郭老,这五十年,主要的工作是制度建构么?
郭老回答:法治最难之处,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执法,而在于如何建立民众对法治普遍的信仰。只有当法治的思维方式成为人们价值观和思考的方式时,中国的法治才有成功的可能。
回望过去的2007年,黑砖窑奴工的苦难使我们在黑夜的梦魇中惊悸,但那些贫穷而善良的母亲群体坚忍的目光使我们动容。善恶之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许多时候,以为自己的心灵已经冷漠麻木到任何苦难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身边,都可以视而不见一如既往地生活,那种无言目光再一次用温和的力量敲击你的心扉,让你泪流满面。
终于明白,无论你是谁,即使你在当前的社会位阶中处于既得利益者的站位,只要身边还存在着不平等,存在着因不公正而产生的苦难,你注定无法逃避,不仅因为人的良知和公共责任,在一个穷人茅屋漏雨而无人施以援手的社会秩序中,奢华的宫殿即使成为堡垒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在一个休戚与共的生态圈中,只要地狱中还有冤魂,天堂注定不可能为自利者敞开大门。犬儒者对于苦难视而不见,但闭上眼睛并不等于世界消失,正如海明威的那一句名方:别问我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我而鸣。
当孟氏兄弟在不见天日的矿井下,凭着简单的工具更多的是双手在事故发生的130小时后挖开通道逃出生天时,个体对于生命的强烈渴望让世人叹服,也让我们惭愧,而另外一位矿工,在地下数百米的矿道静静地等待死亡时,摸黑用粉笔在安全帽上写下了遗嘱,交待妻儿要还清自己在世上所欠的债务。
这个民族是如此地奇特,正如一位历史老师告诉我的那样: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次黑暗、绝望、无助的的劫难,每一次,我们都以为她已经走到了尽头,将与无数古文明的宿命一样,终结在历史的废墟之下。但每一次在最绝望的时候,她总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踉踉跄跄地挺过来了,休养生息之后,却又一头撞进了另外一个轮回。
从1840年起,这个民族一直地寻找出路,而她最优秀的儿女群体,也一直在为自己的祖国母亲寻找强身壮体的药方,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终于我们找到了“德”、“赛”两位先生。
民主是个好东西,它还是一剂解毒的良药,正如1945年发生在陕北延安窑洞中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主席间的一段对话,交谈双方一致认为:唯有民主,才能打破中国历史“其兴也勃,其亡也乎”的历史周期率。
许多时候,真理原本就是一种常识,存在于我们身边,不证自明。民主可以防止独裁和专制的产生,民主的实现也无须预设条件,在民主过程中训练民主就是对我们文化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的一种解毒。法治是一种未必是最好但确实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政府治理模式,任何时候,我们必须对公权力的自我膨胀和厌恶受制约要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有权势者站在笼子中向民众说话,当权力运行在制度设计的河床中受诸多束缚时,法治的实现才有可能,公民的权利才能受到保障。
法律人的光荣在于法律的寂寞,与站在舞台中间镁光灯的聚焦相比,我们更宁愿在卷宗堆的忙碌和书斋的枯寂中坐冷板凳,在法学的阡陌寻找法律的印痕;或者,漫无目的地行走与思考,穿梭在时代的喧嚣中。
当掌声雷动时,我们沉默。而世界沉默时,我们发声,这种声音,源于我们的思考,而使声音冲出喉咙的力量,却源自我们对真理的信仰:许多时候,真理并不存在经典著作或导师的教导中,而以常识状态游离在于我们身边的,能不能感悟,在于你是否已经打开你的天眼。
或许,在一个犬儒时代中,除了卑鄙,沉默或许是最高明的生存方式,但在这个世界中,总有一种力量会让你泪流满面。使得原本打算在满城皆是弹冠客的热闹中悄然隐退大家相忘于江湖的你,突然发现,你我都已经深深地嵌在这个世界中,在时代的裹挟中各自演绎人生与论证真理。
当2008年来临时,我想说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万事俱备中启动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中国人或许有着这些那样的民族劣根性,但好的制度自然可以培育好的公民,而坏的制度,却只能产生是非不分的顺民和以暴易暴的暴民,一个暂时当稳了奴隶,一个想当奴隶也不可得。
东方人的文化与性格虽然与西方社会相去甚远,但人性的本能是相似的。好的制度使恶棍也不得不成为好人,而在缺乏制约与监督下,道德高尚的人也会因为吸入绝对权力的迷幻药渐腐而不自知。法治与民族性格无关,只与制度设计有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贪腐盛行成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有些人甚至断言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廉政公署的制度保障下,香港公务员的廉政指数已经名列亚洲第二,而第一名是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
文化是制度的产物,但反过来文化也会影响制度,在法治本土资源相对贫乏的中国,法治实现的过程其实就是制度设计和理念培植同步进行的过程。正如一位农技师说的:要在一块贫瘠的地上种出好苹果,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一是土壤的改良;二是优良品种的引入,最好的品种或许是嫁韩式1.5分彩接苗,以适应本土之根汲取土壤之营养。
中国法治的实现无非如此。
2007年9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一次司法改革座谈会上,景汉朝先生问我:你觉得中国的司法,最难的在哪里?我答:断裂。中国改革三十年,我们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但发展中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导致了不同地区和群体发展的不均衡。对此我打了个比喻:如同红军长征,历尽苦难之后,队伍前锋已经抵达陕北,但还有一部分还在草地上打转转,队伍拉得太长了,而责任和承诺使我们不可能落下任何个人或群体。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在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不可能指望用一服药或几个疗程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时间上只能是渐进,只能是增量,或由标入本,或由表及里,力求标本兼治。
在方法论上,不能全盘照抄,不能迷信西方,任何制度移植之前,都必须测试一下传统的文化土壤,找到两者间的结合点。
千里之行须积于跬步,而跬下始于足下。2008年,一个充满希望和各种可能的年度,一个有着“奥运”、“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等诸多关键词的年度,一切的一切,如那被春雨浸润过的土地,一颗颗种子正在被唤醒,准备着生命的征程。
所有的一切,拒绝宏大叙事,还须脚踏实地。
目标:正前方。

黄鸣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