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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布朗何以畅销十载 ■朱振武
丹·布朗在其全部六部小说的创作中一以贯之地对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予了深切的伦理关怀和深层的伦理思考。

丹·布朗通过大量文学经典、历史掌故、文化隐喻的运用和相关密码的重重设置,为读者展现了一座座伦理迷宫,并辅之以互文、反讽、文本化以及多线叙事等表现手法恰当地反映了当下人们的伦理境况。

一部文学作品到底在哪些方面吸引和打动着读者,其成功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是评论家们一直关注的问题,也是众多作家竭力探求的堂奥。美国著名作家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问世十一年,其中文版也已经畅销了整十载,全球销量接近一亿册,从畅销书到常销书,不光是弄得个洛阳纸贵,还仿作频出,形成一股文化悬疑小说的潮流,其影响更从小说界渗透到文化界等不同领域,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学伦理学角度来看,我们吃惊地发现,作者丹·布朗在其全部六部小说的创作中竟然一以贯之地对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予了深切的伦理关怀和深层的伦理思考。“性”未失而“义”仍贵

哈特曼在其《伦理学》中提到伦理学的任务时说,它“从一般意义上揭示出什么是善,它寻求的是在实证道德中所缺乏的善的标准”。文学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可以说,文学作品实际是对现实中伦理体系中所需要的道德的一种引导和补偿。丹·布朗显然意识到现代人的精神生态、社会生态以及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未来的尴尬境地等诸多问题,于是针对这些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的人文现状与人类命运提出自己的伦理架构,并通过文学想象阐发了自己的伦理思考。恰如我国古籍《淮南子·齐俗训》所言:“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丹·布朗的小说创作正是现代社会多重危机下应运而生的这种精神救助。作者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道德灰色地带展露无遗,然后将读者引领到这个灰色地带,让其感受并反思道德的两难境地。

丹·布朗依据社会现实选择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问题并将之融入作品之中,而这些预设了的伦理问题常常具有偶然性的一面。他的文学之路就始于对身边偶然发生的伦理事件的思考,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数字城堡》就是这样诞生的。然而偶然之中往往蕴含着必然。丹·布朗总是按照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去表现自然、社会和历史,去建构自己的文学想象。《数字城堡》探讨信息时代下公民隐私与国家安全的问题,《天使与魔鬼》 以反物质为线索探讨科学与宗教之争,《骗局》 从总统大选的角度探讨政治问题,《达·芬奇密码》 从艺术作品出发思索当下人们的信仰危机,《失落的秘符》 对人性与神性的关系以及人类前途命运等问题进行诠释,《地狱》 则对当下人口过剩问题和人类生存危机作出伦理上的抉择。“小众”不失而“大众”仍在

丹·布朗在其全部六部小说的创作中一以贯之地对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予了深切的伦理关怀和深层的伦理思考。布朗更好地做到了写给大众看,积极与读者的韩式1.5分彩全天计划现实伦理需求靠拢,并向读者传递伦理正能量,结果赢得了成功。他意识到文学创作并不是写给自己的,不是自娱自乐的,不能只是一味实验自己的创作技巧或手法,不是一味地自我陶醉,而是更多地从读者出发,考虑读者的接受习惯和阅读方式,特别是其变化着的审美情趣。《达·芬奇密码》“借侦探小说的形式重新解读达·芬奇名画中潜藏的异教异端信息,从而在基督教传统压抑缝隙中发掘更加悠久的女神宗教的信仰和信念”,结果是这部小说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不少读者的伦理诉求和内心祈愿。《失落的秘符》也不例外。这部作品借用宗教和科学这两把智慧的钥匙,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之中找寻社会发展的力量之源,为沮丧的人们重新掇拾起失落的信心。尽管此书在出版时刚好遇到美国金融危机,但其销量却好像没有受到影响,原因之一在于作品对于人性的肯定符合危机下人们需要重拾信念的伦理需求。而新作《地狱》则带领读者重新思考了人类发展的问题。面对这些生态危机,读者的心理防御机制会趋使他们自觉偏向一个较为积极的结局,而《地狱》 就很好地迎合了读者这种心理。作品在指出人口这一复杂话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伦理矛盾的同时,又为读者提供了尝试性的解决方案。“臭氧消耗、水源缺乏和空气污染都不是疾病———它们只是症状。而病根是人口过剩。除非能正视全球人口问题,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快速扩散的恶性肿瘤上贴一张创可贴。”可见,读者现实的伦理需要影响着丹·布朗的创作,使之在创作中对伦理元素的整合朝着积极的方向开展,尽力呈现人性和美好的一面。

“人有我优”的人文情怀

由于后现代世界里的人们实行的是没有伦理规范的道德,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个人化的行为实践,这就赋予了后现代伦理一种相对主义的色彩。丹·布朗在创作中摒弃平铺直叙,通过多线叙事展示多种并行的个人化道德实践,让其各抒己见,而开放式结尾则意味着作者将这些个人化道德实践的评判留给了读者。丹·布朗的近作《地狱》就以复调的历史伦理叙事形式展开。以贝特朗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观韩式1.5分彩开奖记录点主张为了一批人活着而杀死另一批人。这种观点看起来残忍,但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就如其支持者西恩纳所举的例子一样,医生为了救人而必须做截肢手术一样,杀人只是为了救更多的人;另一观点是以伊丽莎白为代表的义务论支持者,重视行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因而,他们极力反对用非人道的方法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两派的观点都有可取与不可取之处,丹·布朗让这两派人在各自的叙事线上阐述各自观点,连一向机智的兰登也陷入了深思之中。丹·布朗就这样通过大量文学经典、历史掌故、文化隐喻的运用和相关密码的重重设置,为读者展现了一座座伦理迷宫,并辅之以互文、反讽、文本化以及多线叙事等表现手法恰当地反映了当下人们的伦理境况。

如果说《数字城堡》是科技惊悚小说,《骗局》是政治惊悚小说,《达·芬奇密码》是宗教惊悚小说,《天使与魔鬼》 是文化惊悚小说,那么2009年问世的 《失落的谜符》和2013年问世的《地狱》则是思考和关注人类未来生存状况的生态惊悚小说。生命伦理和自然伦理孰重孰轻的问题是文学家们由来已久的困惑。威廉·福克纳在创作中篇小说《熊》时也体现了对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类自身未来的关注,揭示了自然与人类之间神秘的联系,并传递了对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焦虑。丹·布朗则进一步思考了人和自然的伦理关系,在用眼花缭乱的科技元素“包装”小说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科技忧思。实际上,从前的小说界并不缺少对科学进行这样观照的作家,只是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这方面的贡献而已。爱伦·坡早在一百六十年前就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和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等问题给予了深层关注和揭示。其后的不少文学大家也都曾把对科学技术的忧虑融入其作品,如赫胥黎的 《奇妙的新世界》、冯尼格特的《猫的摇篮》、德里罗的《白噪音》、多丽丝·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等都莫不如此。丹·布朗预测了医学技术草率使用的后果,指出了其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政治伦理问题以及种族伦理问题,揭示了现代社会整个人类的伦理困境和生存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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